這個月讀完了黃仁宇的《萬曆十五年》，是一本罕見的具嚴謹學術硏究態度，而又能以文藝的筆鋒來寫作的歷史書。據說在某些大學的歷史系，此書已被列作教科書，不知道香港的大學是不是也這樣看待此書了。
最初之所以買這本書，主要是因為其盛名，本來不打算這麼快就拿來讀的。三月初，正好讀完了《雍正皇帝》，想找本比較長的中文書來看，家中除了《紅樓夢》、《東周列國志》外，己沒有哪本中文的長篇小說了(在下認為翻譯小說和中文小說是不同的，所以手頭上的《唐吉訶德》、《巴多里諾》等不算是真正的中文小說)，所以就拿《萬曆十五年》來讀。不讀則已，一讀難罷，之後的好一段時間，一有空就看，情況和讀金庸小說的情形有點相似。
這書好看在作者把萬曆十五年(1587)前後明皇朝裏的各項古怪瑣事都仔細敘述，又不厭其煩的一再分析中國古代皇室的各項所謂要事的功用和意義。這些東西無聊又有趣，但其中深藏的意義正正標誌了一個皇朝傾覆之結局的無可挽回，仔細的讀，教人唏噓，也發人深省。
明之亡，不只亡於萬曆，實亡於制度傳統。由於文官制度的成熟，導致明帝國只有危坐的能力，而沒有自救的能力。如困果說宋代的武功不濟，那明代的武功就是極度不濟。明代良將不少，但文官對軍事的牽制是前所未見的強的，因此打起仗來縳手縳腳，焉得不敗？宋代雖說積弱，但一打起來還不能算太壞，畢竟對手是當時世上最可怕的草原騎兵。且看看後金的八旗兵算甚麼，和遼兵金兵蒙古兵比，八旗兵不算是甚麼勇悍，制度上的優點也不過是草原民族一向的全民皆兵罷了。假如明軍一直用火炮堅守，清人除了議和其實也沒甚麼可為。再看看明軍有最大的動員力，但士兵質素之低教人震驚，連防守也成問題，更別說北伐了。明國力之敗壞是從內部而起，這不是指民變，而是政事的低效率，施政者的極度苟且，使得整個帝國由內至外，由上至下的一遍死氣沉沉。官員因為制度而不得不貪；軍人因為制度而無心言勇；甚至皇帝也因為制度而不敢有作為。張居正其實是制度下的最典型犧牲品，有為的人難以善終，這就成了後人的鑒戒。申時令、萬曆皇帝就是在這樣的無奈情況下決定放棄爭取，轉而消極的順從制度，以求「養生」。用這個角度看，明神宗不失為一聰明人，如困他和崇禎皇帝調換位置的話，明帝國也許尚有一線生機，可以等下一個張居正，或下一個戚繼光的出現。
文官制度的完全成熟，正是統治機構的死亡之時，人間的制度有時就是這樣吊詭的。《萬曆》一書雖然沒有再作推論，但只要想一想，基本上以明朝政制作為藍本設計的清政制，難度會脫得掉這死穴嗎？只要看看雍正朝所作的改革和張居正的改革，在手段和理念上有多相似，就知道，清之亡，不過是明亡悲劇的延續。
從《萬曆十五年》，甚至能看出學校德育的理念和弊病。校規的建立和權力是基於道德的，當世界對道德有了一套新詮釋，而所謂的新道德標準根本是就着年輕一代而設的，那麼校訓制度自然會被挑戰。校方立法的同時必須守法──「守護校法」，所以只能有限度地妥協，而妥協的量度速度肯定比世界潮流的流速慢，因此鴻溝必定會愈來愈闊。家校、師生的對抗將會無日無之，走着瞧。
在下讀的時候，不時試圖理解為甚麼一定是1587？萬曆十四年不可以嗎？到最後才想通關鍵在於"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"。萬曆十五年之所以無事可敘，正是前面「張居正事件」、「立嫡事件」的「圓滿解決」的結果，一切權力間的平衡已到了optimization。但這亦正是標誌了文官集團的勝利、皇帝和首輔的失望已到了極點、張居正的改革已完全失效、戚繼光的軍事改革亦盡成泡影，這亦等如宣布萬曆中與已經完結，明帝國所有復與的機會都用盡了。所以在萬曆十五年，神宗、申時令正式承認了制度的不可違，而文官亦為制度的圓滿運作而欣慰，兩方面在此決定消極地和解，也就使「我們的帝國」(黃仁宇在書中經常這樣稱呼明帝國，試圖模糊明代與中國的分別)在1587沒有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國事出現。以後而來的，便會是對這次和解的反動：神宗廿多年不上朝以對文官集團報復；而文官集團則只能在制度下任由皇帝宰割，等這名「玩野」的「昏君」晏駕。這樣的朝廷，便單單成了一個自轉的機構，制度憑本身的功能繼續維繫帝國的面貌，和植物人沒分別。配合當時全世界的急速發展來看，決定抱殘的明帝國當然是死路一條的，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歷史的必然。
《萬曆十五年》這書包含了對中國整套管治歷史的分析，甚至從中國各朝代立國的儒家精神去看中國歷史，看當中各種制度如何在一種「求和」的態度和理念中被設計和運作，作用在管治和受治的各階層上，這也許就是所謂的「大歷史觀」了，實在教人眼界大開。野人推薦弟兄們讀讀此書，因為沒多少個男人或男孩對歷史全沒興趣，讀過這書，對他們不愁沒閒談之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