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4月12日

《萬曆十五年》

這個月讀完了黃仁宇的《萬曆十五年》,是一本罕見的具嚴謹學術硏究態度,而又能以文藝的筆鋒來寫作的歷史書。據說在某些大學的歷史系,此書已被列作教科書,不知道香港的大學是不是也這樣看待此書了。

最初之所以買這本書,主要是因為其盛名,本來不打算這麼快就拿來讀的。三月初,正好讀完了《雍正皇帝》,想找本比較長的中文書來看,家中除了《紅樓夢》、《東周列國志》外,己沒有哪本中文的長篇小說了(在下認為翻譯小說和中文小說是不同的,所以手頭上的《唐吉訶德》、《巴多里諾》等不算是真正的中文小說),所以就拿《萬曆十五年》來讀。不讀則已,一讀難罷,之後的好一段時間,一有空就看,情況和讀金庸小說的情形有點相似。

這書好看在作者把萬曆十五年(1587)前後明皇朝裏的各項古怪瑣事都仔細敘述,又不厭其煩的一再分析中國古代皇室的各項所謂要事的功用和意義。這些東西無聊又有趣,但其中深藏的意義正正標誌了一個皇朝傾覆之結局的無可挽回,仔細的讀,教人唏噓,也發人深省。

明之亡,不只亡於萬曆,實亡於制度傳統。由於文官制度的成熟,導致明帝國只有危坐的能力,而沒有自救的能力。如困果說宋代的武功不濟,那明代的武功就是極度不濟。明代良將不少,但文官對軍事的牽制是前所未見的強的,因此打起仗來縳手縳腳,焉得不敗?宋代雖說積弱,但一打起來還不能算太壞,畢竟對手是當時世上最可怕的草原騎兵。且看看後金的八旗兵算甚麼,和遼兵金兵蒙古兵比,八旗兵不算是甚麼勇悍,制度上的優點也不過是草原民族一向的全民皆兵罷了。假如明軍一直用火炮堅守,清人除了議和其實也沒甚麼可為。再看看明軍有最大的動員力,但士兵質素之低教人震驚,連防守也成問題,更別說北伐了。明國力之敗壞是從內部而起,這不是指民變,而是政事的低效率,施政者的極度苟且,使得整個帝國由內至外,由上至下的一遍死氣沉沉。官員因為制度而不得不貪;軍人因為制度而無心言勇;甚至皇帝也因為制度而不敢有作為。張居正其實是制度下的最典型犧牲品,有為的人難以善終,這就成了後人的鑒戒。申時令、萬曆皇帝就是在這樣的無奈情況下決定放棄爭取,轉而消極的順從制度,以求「養生」。用這個角度看,明神宗不失為一聰明人,如困他和崇禎皇帝調換位置的話,明帝國也許尚有一線生機,可以等下一個張居正,或下一個戚繼光的出現。

文官制度的完全成熟,正是統治機構的死亡之時,人間的制度有時就是這樣吊詭的。《萬曆》一書雖然沒有再作推論,但只要想一想,基本上以明朝政制作為藍本設計的清政制,難度會脫得掉這死穴嗎?只要看看雍正朝所作的改革和張居正的改革,在手段和理念上有多相似,就知道,清之亡,不過是明亡悲劇的延續。

從《萬曆十五年》,甚至能看出學校德育的理念和弊病。校規的建立和權力是基於道德的,當世界對道德有了一套新詮釋,而所謂的新道德標準根本是就着年輕一代而設的,那麼校訓制度自然會被挑戰。校方立法的同時必須守法──「守護校法」,所以只能有限度地妥協,而妥協的量度速度肯定比世界潮流的流速慢,因此鴻溝必定會愈來愈闊。家校、師生的對抗將會無日無之,走着瞧。

在下讀的時候,不時試圖理解為甚麼一定是1587?萬曆十四年不可以嗎?到最後才想通關鍵在於"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"。萬曆十五年之所以無事可敘,正是前面「張居正事件」、「立嫡事件」的「圓滿解決」的結果,一切權力間的平衡已到了optimization。但這亦正是標誌了文官集團的勝利、皇帝和首輔的失望已到了極點、張居正的改革已完全失效、戚繼光的軍事改革亦盡成泡影,這亦等如宣布萬曆中與已經完結,明帝國所有復與的機會都用盡了。所以在萬曆十五年,神宗、申時令正式承認了制度的不可違,而文官亦為制度的圓滿運作而欣慰,兩方面在此決定消極地和解,也就使「我們的帝國」(黃仁宇在書中經常這樣稱呼明帝國,試圖模糊明代與中國的分別)在1587沒有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國事出現。以後而來的,便會是對這次和解的反動:神宗廿多年不上朝以對文官集團報復;而文官集團則只能在制度下任由皇帝宰割,等這名「玩野」的「昏君」晏駕。這樣的朝廷,便單單成了一個自轉的機構,制度憑本身的功能繼續維繫帝國的面貌,和植物人沒分別。配合當時全世界的急速發展來看,決定抱殘的明帝國當然是死路一條的,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歷史的必然。

《萬曆十五年》這書包含了對中國整套管治歷史的分析,甚至從中國各朝代立國的儒家精神去看中國歷史,看當中各種制度如何在一種「求和」的態度和理念中被設計和運作,作用在管治和受治的各階層上,這也許就是所謂的「大歷史觀」了,實在教人眼界大開。野人推薦弟兄們讀讀此書,因為沒多少個男人或男孩對歷史全沒興趣,讀過這書,對他們不愁沒閒談之資。